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每一道车辙都留下了时代的印记。20世纪60至70年代，党中央为改变全国工业布局，着眼战略考虑实施“三线建设”，要在川西地区建设新中国第一个完全自主建设的特大型钢铁项目——攀枝花钢铁厂。
在这举国上下发展钢铁事业的时期，长沙冶金设计研究院（后更名为中冶长天，以下简称研究院）独立承担了攀钢一期采矿、选矿、烧结工程的全部设计。其中一次性建设的三台130平米烧结机是当时中国最大、最先进的烧结机，荣获了中国首届国家级优秀工程设计奖。在那激情燃烧的纯真岁月里，研究院项目团队贡献了自己的光和热，在攀钢建设中闪耀着独属自己的创业风采。
干部带头 以身作则
上世纪六十年代，攀钢建设是我国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急中之急。当时冷战对抗，形势严峻，中央领导指示：“攀枝花是硬三线，军工是软三线。没有钢铁就没有军工。你们把攀枝花建设搞好了，是历史功臣，搞不好是历史罪人。”为此，研究院专门组建的210设计队，肩负着历史的责任，率先到达攀枝花现场。当时现场荒山野岭、山路崎岖、江涛汹涌、豺狼出没。住房、饮水、照明、吃饭都成问题，怎样快速开展现场设计呢？以常主任为首的院领导带领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没有办公房，就拉帐篷，筑干打垒；没有电，就用煤油灯照明；没有自来水，就喝稻田水；没有蔬菜供应，就边设计边开荒种菜。常主任以身作则，干在前头。他种的那块菜地里，白菜、莴笋长得特别茂盛，西红柿又红又大。有个设计人员口馋，禁不住摘了一个，事后主动“自首”：“常主任，我偷吃你菜地里的一个大西红柿。”常主任说：“没关系，随便摘就是了，本来就是种给大家吃的。”
当时的建设工作属于绝密，按中央要求攀枝花被改名为渡口。渡口建设总的方针是“一纲四点”。“一纲”就是1970年渡口出钢为一切工作总纲。围绕这个总纲，必须苦干、实干加巧干，必须以现场为家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项目团队当时提出的口号是：“红在渡口，专在渡口，誓做革命渡口人！”常主任则经常说：“渡口不出钢，我就
不回家。我决心在现场当好你们的后勤部长。你们缺什么设计用品，我设法给你们买来。渡口不出钢，我是不回家的，但同志们还是可以回家的。原则上一年回家一次。如果家里有什么急事需要回去，随时可以向队部请假，队里合理安排一下就行了。”
艰苦奋斗 争分抢秒
当时的帐篷、干打垒也是很有限的，一个设计组只有一两间。几个人挤在一小间内吃住办公。五月的攀枝花骄阳似火，在干打垒里画图虽无电扇，也还算好受，可在帐篷内设计就要命了。太阳的烘烤让帐篷内温度高达四五十度，像个大蒸笼似的。尽管汗流浃背，但同志们在“蒸笼”里精心设计起来仍然是那样专注。
当时，云贵川之间没有铁路相通，从长沙到渡口现场顺利也得10天，可是有个同志为了抢时间硬是6天就赶到现场。当时出差到现场，每人每天补助一角三分钱，没有加班费，没有年终奖，更无任何津贴。同志们不计得失，为了渡口建设，都自觉地与“帝、修、反”争时间、抢速度，加班加点，日日夜夜，习以为常。当时交通不便，物资运不进去，生活物资都是配给制，高级干部也不开小灶，不设特供店。整个渡口的建设，上下左右扭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心往一处想，只为一个共同目标：大干快上，1970年出钢。
落实规划 不畏艰险
攀枝花战略基地里的铁、铜、煤、石灰石、白云石等资源都已落实，但耐火粘土矿尚未落实。常主任找队里的一个同志谈话：“地质部门正在勘查二滩粘土砂，总指挥部急需派人去了解。现场尚无任何资料，那里与外面没有便道相通，只能步行去。沿金沙江北岸下，过江后再沿雅砻江东岸上，来回一趟得一个多月。从攀枝花往东北方向直走，估计一星期就可以来回，但山高林密，涉水过滩，有艰险，既要体力，还要勇气。你年轻有体力，思想和业务能力都过硬，是合适人选。你看如何？有何困难？”该同志说：“我在山区农村长大，爬山涉水从小就习惯了。渡口建设之急，加上组织上的信任，再大的困难也不怕，我会尽力去完成。”常主任说：“那好！指挥部派一个人协同你去，以你为主，你们注意安全。”
受命的二人第一天攀越大黑山，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下山在乌本晚餐后，早早入睡。第二天一大早穿越原始森林，快步慢跑不停留，跋山涉水到达雅砻江二滩西岸。在二滩滩头洪水面平稳处找到一只渡船，但无人摆渡，然后到附近几户人家找到一个船夫。船夫问明缘由后说：“不是我不肯把你们渡过江，只是洪水暴涨，盐边县政府为了人民的生命安全，下令禁止在汛期渡江。滩头之上的水面，看起来好像平稳，其实流速很大，船划不到对岸就会冲到二滩去了，滩中浪高一两丈，到了那里人和船就全完了。”眼看快到目的地了，二人哪能就此甘休。船夫在他们的一再央求下，接受了20元过渡费，再找来四位壮汉一起合力摆渡，最终才到达彼岸。
通过实地调查，该同志获得了第一手资料，回来后立即向总指挥部汇报。总指挥部对结果非常满意，该同志的实地调查的事迹被收入《渡口英雄谱》中，冶金工业部机关报《冶金报》当年曾专题报道。
求真务实 精益求精
渡口建设中的重大技术问题都提倡采用设计、施工、生产三结合的方式解决。当时设计与施工、生产部门分歧最大的问题是兰家火山、尖包包矿区的平峒溜井开拓方案。施工、生产部门提出溜井生产存在“塌、卡、堵、跑、漏”若干问题，特别是大断面、大落差的溜井生产，风险太大，溜井出问题就卡住了生产咽喉，会导致矿山停产，问题的关键则是平峒溜井通过地段的工程地质是否稳固。为了解决好施工、生产方提出的种种问题，设计人员每天带上一壶水和几个馒头上山，踏遍平峒溜井设计地段，一天一天地实地调查岩石岩性和地质构造，还仔细查看山上岩心库中上百箱岩心。经过全队的同心协力和兄弟单位紧密协作，攀枝花一期设计水平一流，多项技术国际领先，其中平峒溜井开拓方案最引人瞩目。当时，这样大落差（高差420米）大断面（直径5米）的溜井运输系统属世界首创。
当时，攀枝花工程一期设计荣获了国家优秀设计金奖，研究院210设计队被总指挥部授予“大庆式设计队”称号。亲临设计队视察、指导的领导，除三线建设总指挥外，还有邓小平、谷牧、余秋里、吕正操、彭真、贺龙……因当初交通不便，毛主席曾说：“就是骑毛驴，我也要到攀枝花去！”朱德同志是四川人，几次决心到攀枝花去看看。这二位元老最终都因国事太忙，一直没有去成，但中央对攀枝花的重视，给项目团队增加了无穷的动力。
公而忘私 无怨无悔
在攀枝花现场设计中，常主任有计划安排其他领导和设计人员回院轮流休整，可他从未回去探家一次，一心扑在现场工作上，只为现场早出钢。当时渡口建设是封闭式的，渡口以“1970年出钢”为纲。他哪里知道，渡口之外的全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1967年初，“文化大革命”的洪流还是涌到渡口了。渡口不出钢，他就不回家，他做到了，可惜的是后来攀枝花出钢了，他却已经回不去了。他的声音、容貌至今仍然在许多人脑海里浮现。他以身作则，公而忘私的精神，也持续激励着后人奋进。
据统计，研究院先后有五位同志在建设现场献身，其中三位同志掉入金沙江殉难，另有二位的英灵留在现场，伴随攀枝花钢铁直到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