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上班，我跟二十多年的同事余建军闲聊。我说：“老余，您知道有多少一家三代在水口山工作过的吗？”老余说：“知道，有很多，像我们熟悉的余子才、申常宁、彭建民、蒋承发、蒋福才等等。我家也是三代人在水口山工作呀！我爷爷余有禄还是一位革命烈士呢。”老余立马就打开手机，把他爷爷的烈士证书照片翻了出来。于是，我也就愉悦地听起老余讲起他爷爷的故事来。

老余接着说：“我是正宗的水口山人，老家在水口山余家冲。当年耿飚当童工敲砂的地方就在我老家对面，一进冲口就是有名的‘半边街’。”

“半边街”就在老鸦巢，是余家冲湾里入口处，一边是一长溜依山搭建的草棚、泥屋、石窠房子，一边是水沟。它对面就是那个能同时容纳几百童工的选矿场。由于选矿场那堆积如山的矿石限制了它的横向发展，这条街只有一面有房，因此，工人们便随口叫它“半边街”。当年，从四面八方到水口山来挖矿混饭吃的穷人不断地延长“半边街”的长度，这里也吸引了依靠各种各样职业谋生的人们。住户中间就出现了卖杂货的小店、挂小旗的酒馆、摆凉茶的石桌、煎汤药的药铺，还有吆五喝六的赌场、咿咿呀呀的戏堂、测字算命的档口、打拳卖艺的场地，还有乞丐、无赖、小偷、土娼、黑社会的爪牙和官方派来的坐探，街味十足。当时，耿飚和他舅舅宋乔生全家都住在“半边街”。老余说，他爷爷是1890年6月出生的，跟宋乔生年龄差不多，性格志向也相投，所以他们两家经常走动。后来工人运动有些秘密会也是在余家冲湾里召开的，因为离“半边街”很近，而且隐蔽性强，当童工的耿飚就在“半边街”放哨，一有情况就立刻通知他舅舅宋乔生。

老余爷爷在水口山的工作是洗砂台沉砂厂纠察队队长。他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人脉广、威望高、号召力强，又因跟宋乔生关系好，后来成为水口山工人大罢工运动的中坚力量。1922年11月27日，湖南水口山工人俱乐部在康家戏台举行成立大会。30日，俱乐部向矿局提出了“承认工人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等4条权益后遭到拒绝，随即筹备大罢工。毛泽东亲自审查修改了罢工斗争计划和罢工宣言，提出要实行“哀兵必胜、哀而动人”战术来获取外界支持。12月5日，俱乐部发布罢工宣言：米也贵了，布也贵了，百物都贵了，只有我们的工钱，还是照前一样……我们要救命，不得不罢工。后来，俱乐部将4条权益细化成18项条件。蒋先云、刘东轩等人肩负着工人的重托，与矿局谈判，表明不达目的绝不开工。罢工后，矿山停工，寂静一片，双方对峙达23天之久。12月27日，矿局被迫承认工人俱乐部所提18项条件，罢工取得彻底胜利，也将湘区工运推向最高潮。水口山工人大罢工中，工人俱乐部建立监察队的成员多半是老余爷爷的队员和熟人，对促使罢工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支最早的工人武装力量最终奔赴井冈山，就有了八百矿工上井冈山的故事，而老余爷爷就是其中之一，他们从此走上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直到如今，水口山工人运动大罢工、八百矿工上井冈山，已成为水口山独特的红色文化，在新中国革命史上都是可圈可点的。

老余说，他爷爷1925年正式参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到井冈山后经历过无数次战斗。1930年在江西省南安府大清县宝珠山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1951追认为革命烈士，安葬在江西省南安府大清县宝珠山。据说，他爷爷入党介绍人很有可能就是宋乔生。老余说，他奶奶对宋乔生这个名字很熟，也见他来过家里很多次，可是自从跟八百壮士一起上井冈山干革命后，就再也没有他们的消息了。他爷爷牺牲时，老余父亲才七岁。老余奶奶凭着吃苦耐劳精神，把儿女们都拉扯大。老余的父亲余纯保也因此当了第二代水口山工人，并于1958年入党，后来结婚生了老余三兄弟，迁移了城镇户口，老余顺利地考上了水口山技校（农村户口不能考水口山技校）。老余则在1988年参加工作，成为了第三代水口山工人，并于2012年入党。

老余家作为第三代水口山工人，家中三代都是共产党员。我想，这就是一种红色基因的传承，也是一种对祖国、对水口山的热爱与忠诚。毕竟说再多华丽的词语和口号，也比不上老余祖孙三代经历过的岁月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