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之前，大海呈现给宇宙的是死一般的无望与沉寂，仿佛历经了千百年的沉睡。天空的暗和大海的黑交汇在一起，没有光亮、没有声音，纵使博大，却很难看到生机，让人心生恐惧。

经过漫长的煎熬与等待，似乎蕴藏在海平面下的能量在不断地积累翻腾，慢慢地，熬过了至暗时刻，远处海天交接的地方暗色缓缓褪去，海水的黛黑渐变出一片片暗黄，若隐若现的波光在海水中泛起。随着时钟的推移，光亮慢慢变强变大，其中最亮最强处开始泛红，在海边天边慢慢地孕出了太阳的头顶。

起初是一小块，缓慢而又坚定地上升，接着是半圆，海面也晕出了斑驳一片，再上升，终于整个笑脸在海面上露出来了。顿时，茫茫的海面上绽开了红彤彤的霞光。水中的红日在波涛中升高，脱离海平面，挂在了天边，此时，红日上升的速度明显加快了，一次次奋力穿透层层叠叠乌云的阻拦，跃升到了正东方可以行注目礼的高度。

这个时候，整个太阳发出的是万丈金光，一道道、一束束、一片片照亮了大海、照亮了天际，也照亮了大地。海水温暖起来了，大地生动起来了，海边看日出的人群也跟着浪涛一起欢呼起来了，整个地球变得朝气蓬勃。

看完革命历史题材剧《觉醒年代》，很自然地联想到了海上日出。

该剧用现代影视手法叙述了100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历史巨变，生动展现了一群胸怀强国梦想、致力科学民主的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追求真理、救亡图存、唤醒民众、反抗压迫，反对军阀封建复辟，抵制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发动新文化运动，掀起爱国五四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最终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开天辟地历史大事变。全剧波澜壮阔、大开大合、拷问灵魂、发人深省、催人奋进，堪称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

觉醒

所谓觉醒，是相对于沉睡而言，是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麻木到觉悟、由软弱到坚强、由涣散到团结的过程。

100多年前的中国，以孙中山、黄兴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中国3000多年来的封建帝制，但是，由于革命的不彻底、由于民众的不觉悟，来之不易的胜利却没有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袁世凯窃国称帝、张勋复辟倒施逆行、军阀割据混战、北洋政府城头变幻大王旗，偌大的中国，民不聊生、乞丐遍地，麻木的民众在刑场上争抢着用人血馒头救治患病的亲人。社会黑暗而没有生机，就像日出前的大海一样，让普通人看不到希望。

真的没有希望了吗？非也！有人就有希望。就像一群沉睡在黑暗的铁屋子里的人，眼看就要被闷死了，这时有人大喝一声，唤醒了其中的少数。也许被唤醒的少数人依然会被闷死，而且在清醒的状态下被闷死，更痛苦。但是，也有这样的可能，少数人再去唤醒更多数的人，团结起来，去自救、去抗争，去砸烂这间黑屋子，逃将出来，建造一个全新的世界。因此，有人觉醒就会有希望。

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苦难这么深重的民族、沉睡了这么长时间的人们，绝无可能一下子大面积地觉醒过来、觉悟起来。

只有通过有人来唤醒。

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就是当时唤醒民众的人。他们根植于中国这片土地，深知中国、了解国民，又较早地走出国门，接受世界先进的理念和强国经验。

他们率先觉醒了。

觉醒，教育家蔡元培在北大提供了“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大平台。风雪交加中，蔡氏三顾茅庐请到了陈独秀，后者将《新青年》从上海带到北京，成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阵地。

觉醒，形成了以陈独秀为总司令的新文化运动，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高一涵、刘半农等一大批知识分子站出来倡导新文化运动，反对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政治尊孔，压制民智。

觉醒，形成了以毛泽东、周恩来、赵世炎、邓中夏、陈延年、陈乔年为代表的一大批青年学生追求真理、热血救国的时代进步大潮。

为了更多人觉醒，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在《新青年》发表的一篇篇战斗檄文、一次次慷慨激昂的公众演讲，如同一把把锋利的标枪和匕首投向反动政府、投向黑暗、投向愚昧。

为了更多人觉醒，他们慷慨赴国难，明知前面就是北洋反动政府的暴力弹压，明知前面就是监狱，仍一次又一次组织声势浩大的示威请愿、集会结社，反对复辟、抵制卖国条约，出了监狱就进研究室。

为了更多人觉醒，他们走出小家、走出书斋、走出课堂，走进工厂、走进农村、走进大众，传播先进思想，发动进步青年，发动普通市民，发动工农群众，举起科学和民主的大旗，追求真理、追求民主，救国救民于水火。

觉醒，从一星星一点点开始，慢慢形成了燎原之势。

道路

成功的道路从来都是布满坎坷曲折和牺牲的。

晚清的中国犹如一棵生病的老树，是那么孱弱、那么不堪、那么备受屈辱、那么麻木昏暗，然而，多少中华仁人志士一直在探索强国救民之路，康有为、梁启超改良过，谭嗣同成仁过，徐麒麟、秋瑾牺牲过，孙中山、黄兴革命过。

然而，他们都没有真正实现成功。这些道路都没有走通。

什么样的道路适合中国？

李大钊率先在探索思考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陈独秀在思考民主，胡适在思考改良，鲁迅在思考改变国民劣根性，陈延年、陈乔年在探索无政府主义，毛泽东、周恩来、赵世炎、邓中夏等一大批青年学生在探索光明进步。

一次又一次的斗争，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一次又一次的总结，前方的光亮越来越清晰明确——

首先是要有明确而科学的理论指导。李大钊带来的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显然是最适合中国道路的理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阶级学说、斗争理论、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是当时中国的救世良方。《共产党宣言》犹如黑暗中的灯塔，照亮了先驱者前行的道路。

道路既定以后，干部的因素至关重要。一次次的运动、一次次的实践、一次次的斗争，就像大浪淘沙一般，涤除投机、拒绝摇摆、收获坚定。

历经长长的探索，最后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赵世炎、邓中夏、陈延年、陈乔年等一大批精英都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或骨干力量，为日后的中国革命起到了巨大的引领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有了先进的理论、有了精英骨干后，要取得成功的关键还在于大众的拥护认同和参与支持。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最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就必然要根植于广大工农群众中，团结动员觉醒后的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李大钊像亲人一样走到了长辛店的工人大众中发表演讲、传播真理。毛泽东回到湖南后走向了广袤的农村大地，调研考察、发动民众。其他精英分子也纷纷走向广阔的城乡大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传导科学与民主。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就这样慢慢打牢了，这是日后领导全国人民实现革命成功的重要先决条件。

荆棘遍地的地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方向对了，道路也就越走越宽。

革命者

在凡人看来，革命者是一些不可思议的人，似乎天生就是特殊材料造成的。

在庸人看来，革命者就是脑子有病，放着好日子不过，天天要过着提心吊胆、随时有可能掉脑袋的生活。

在敌人看来，革命者就是洪水猛兽、土匪乱民，必先除之而后快。

或许人与人生来就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不在颜面、不在躯干，而在脑袋。

是的，革命者就是一群专门改造人们思想和灵魂的人。

他们之所以不同于常人，是因为他们是有坚定信仰而非随波逐流的。

他们之所以不同于常人，是因为他们是心怀普罗大众的而非仅存一己之私的。

他们之所以不同于常人，是因为他们是坚如磐石的而非骑墙投机的。

他们之所以不同于常人，是因为他们是视死如归的而非贪生怕死的。

他们之所以不同于常人，是因为他们是高尚纯洁的而非低级庸俗的。

他们之所以不同于常人，是因为他们是光明正大的而非蝇营狗苟的。

我们看到，李大钊清贫如洗却屡屡用工资收入资助穷困学生，为了救治素不相识、卧病街头的工人孩子不惜去当铺当掉自己的大衣和所有值钱的东西。为了革命，面对敌人的穷凶极恶，他就像圣徒一般的坚定而纯洁，最终为了信仰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我们看到，陈独秀从容入狱，出了监狱就进研究室，为了革命随时准备再进监狱。

我们看到，陈延年在狱中遭受非人的折磨，百折不挠，最终被敌人乱刀砍死。

我们看到，家境殷实的彭湃为了革命信仰散尽家财，英勇就义。

我们看到，瞿秋白、方志敏一路微笑走向刑场。

我们看到，毛泽东为了革命牺牲了6位亲属。

革命和反革命，阶级不同，利益迥异，天生就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天生就势不两立，万不可奢望反革命会良心发现。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所以，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的胡适后期变成改良派，其“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主张在100多年前的中国，显得是多么不切实际，多么不痛不痒！难怪他面对高涨的革命热潮、面对反动势力的穷凶极恶，会困惑而伤心地责问陈独秀和李大钊，“我们都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了，为什么还要这么做？”道不同难以为谋！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了叶挺将军的《囚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这就是革命者的气节！这就是革命者的情怀！

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初心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